现场聚焦与价值追求

来源: 未知 作者:admin 编辑:admin 2020-03-25 00:58

  本文以中央电视台《》“随州特大杀人案”报道为剖析案例,认为《》将现场聚焦与法理阐述完美结合,以感性与理性的辩证把握,通过对犯罪动因的深度剖析和对个体生命权利的维护,彰显出一个品牌栏目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对法治社会的正义价值追求。——编者

  2009年1月4日,湖北省随州市洛阳镇发生特大杀人案,8人在同一天遇害,其中包括一名两岁半的小孩。案件发生后全国震惊。警方迅速发出A级通缉令,悬赏10万元缉拿犯罪嫌疑人。1月11日,杀人凶手熊振林在武汉落网。1月19日,中央电视台《》对此案件进行了特别报道。

  聚焦是来自摄影技术的术语,简单来说,就是指摄影机焦点的落点,是整个拍摄画面着力要表现和突出的中心。与聚焦比较接近的概念是视角。视角的概念源于绘画透视学,即为描绘人物、展现人物精神特质而选取的人物与景物的对比度和调整光线明暗关系的最佳角度。在叙事理论中,叙事视角,就是叙事者从事叙事活动时所采取的方位或角度,正如托多罗夫所指出的,“构成故事环境的各种事实从来不是‘以它们自身’出现,而总是根据某种眼光、某个观察点呈现在我们面前的。”①因此,叙事视角更多地表现为“谁看”以及“在什么位置看”,是媒体的立场和态度的展现。

  对于电视媒体而言,新闻叙事聚焦现场已成为共识。前苏联美学家鲍列夫指出:“电视的一个重要审美特点是叙述‘此时此刻的事件’,直接播映采访现场,把观众带进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历史事件中,这一事件只有明天才能搬上银幕,后天才能成为文学、戏剧和绘画的主题。”②回顾过去,电视的辉煌成就大都源自于电视新闻的现场报道。如今,在媒介林立、媒体同质化竞争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各种媒介和栏目都在发掘自己的“相对优势领域”。面对网络信息的海量和时效、纸质媒体的深度和观点,越来越多的电视新闻节目都以“现场”来彰显着电视媒体独有的特性与优势。

  在以犯罪行为报道为主的法治电视节目中,现场更成为节目聚焦的中心。各种各样的现场已成为节目着力表现的内容。从记者的暗访到跟拍,从警方监控到公共场所的录像资料的充分运用,包括所谓惊心动魄的案发现场、令人期待的庭审宣判现场、戏剧性的警方调查和案情研究现场、扣人心弦的抓捕现场等在内的各种现场成了节目的主要内容。同时,为突出现场的吸引力,一些栏目还采用大量的特写、较快的推镜头、动荡的摇晃镜头、迅速的景别变化、刺眼的闪光切换、强烈的明暗对比以及对死者遗体、残缺的、带血的凶器、烧焦的汽车等血腥场面的种种展现等,来增强现场画面的冲击力。甚至一些栏目的记者编辑不惜违反新闻真实性原则,通过各种制作方式,对时过境迁已无从抓拍的现场,进行模拟再现,以使观众能够“触摸”到所谓新鲜热辣的“新闻现场”。其实,这样的对现场画面的追求,已进入了“为现场而现场”的误区。因为对刺激性现场画面的过度展现,不仅不利于观众对事件的冷静思考,还会引发观众消极情绪的情感体验,使人产生压抑、忧郁、恐惧、恶心等消极心理情绪。

  在《》“随州特大杀人案”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节目虽然也是以“直通现场”的方式来追求电视报道的优势,但回避了对血腥的案发现场的展现,没有着意表现警方对此案的侦破过程(因为这样一起只是个体行为而没有组织背景的案件,案情并不复杂。犯罪嫌疑人除了手段残忍,也没有什么反侦察意识,侦破工作并不曲折),而是将镜头对准犯罪嫌疑人,以记者与犯罪嫌疑人的面对面访谈现场、记者与当地相关当事人的采访现场为主,来为节目主题——探寻犯罪嫌疑人及其犯罪动因服务。这样的现场选择,虽然不如血腥的案发现场来得刺激,也难敌抓捕现场的惊心动魄,但在与犯罪嫌疑人面对面的访谈中,我们可以由此一步步深入犯罪嫌疑人的内心世界,寻求其犯罪的动因,从而完成对此案件的深度观照。比如,访谈中犯罪嫌疑人始终低着头,尽量避免与记者的眼光直接接触,其局促不安甚至近乎崩溃的神态、对记者提问的简短回答甚至有时候突然的沉默不语,传达出熊振林封闭、孤僻的性格以及偏执狭隘的心理,而这些信息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之前某些媒体将其塑造为“杀人魔王”的形象。

  一般来说,新闻报道的信息内容分作表层和深层两个层面。表层信息应该是可视、可感的事实信息,深层信息则是对事实本身的重要程度(显性、隐性)以及事实影响的深度、广度(显性、隐性)的解读,一般也称为深度报道。与报道“事”的浅层新闻信息不同,深度报道不把目光集中在孤立地、表面地报道新闻事件或者某种社会关系、社会问题上,而是要将其放在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下,反映它与其他事物的内在联系,说明它之所以出现的必然性、它的发展趋势、它的潜在意义以及它对其他事物可能产生的影响。电视新闻以最快的时效性、最强的现场感,原汁原味地展现新闻事件、人物,这是电视新闻最大的优势,但如果仅仅以此为追求,不仅不能传达立体多元的深层次的信息内容,也难以承担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使命。一般的电视新闻如此,犯罪新闻也不例外。

  所谓犯罪新闻报道,是指新闻媒介通过声音、文字、图像等手段,对公众关注的、刑事法律加以禁止且以刑事惩罚为威慑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及其相关现象的最新事实信息的传播。作为新闻节目的一个重要而又特殊的类别,犯罪新闻报道除了必须追求和实现新闻节目的新闻价值外,还必须特别实现犯罪新闻中法的价值,具体来说,法律的理性本质、法治的正义追求以及犯罪新闻巨大的社会教育效果,都要求新闻媒体对所报道的案件或事件进行鞭辟入里的分析。因此,犯罪新闻报道的目的不是简单的案件展示,而应该是对案件在法律原则下的分析和提炼,是对案件背后所隐藏着的法理辨析和社会正义的宣扬。这其中严格的法理论证,缜密的逻辑思维,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都是犯罪新闻报道中应有的理性的光芒。

  如前所述,在“随州特大杀人案”报道中,《》没有把焦点汇聚于案发现场,也没有像其他栏目那样着力展现警方对案件的侦破过程,而是把大量的节目时间给与了犯罪嫌疑人,着力探讨犯罪嫌疑人其人和事件背后的成因。节目以《扭曲的心灵——1·4特大杀人案嫌犯熊振林》为题,内容完全以记者对熊振林、相关人员的访谈以及犯罪心理学家的电话连线秒的节目时长中,来自于犯罪嫌疑人熊振林的访谈为10次,达到439秒,访谈时长达到节目总时长的31.54%,这在其他栏目中并不多见。在访谈过程中,记者以平等的姿态,通过平和而理性的追问,多方采访,使观众对犯罪嫌疑人自私偏狭的性格有了相对完整的认识。此外,针对此案及犯罪嫌疑人的特点,《》对犯罪心理学专家进行了长达240秒的访问,远远高于其他栏目对此案件寥寥数语的评点。访问中,专家对犯罪嫌疑人自幼形成的对女性(母亲)的一种情感上的依赖、自私任性的偏狭性格、因前妻不能生育的苦闷、离婚后女友不能兑现结婚承诺的巨大心理落差以及生意上的挫折等诸多问题所积累形成的扭曲的心路历程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从而从犯罪嫌疑人的缺陷性格、报复心理和难以自拔的绝望情绪等方面挖掘出这起特大杀人案件背后的动因。

  哲学中的价值是一个深奥、微妙却又非常重要的概念,“价值”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揭示了实践活动的动机和目的。价值指导我们在目标设定、选择达到目标的手段、估计风险和不需要的结果中做出决定。因此,价值不仅具有超越性和理想性,而且也具有抽象性和概括性。价值作为抽象的信念、理想、规范、标准、关系、倾向、爱好、选择等等,尽管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却时时、处处起作用,指导人的思想,支配人的行动。

  对于犯罪新闻来说,价值问题虽然比较形而上,但是价值目标的确定和价值诉求意识将会对犯罪新闻的实践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新闻节目的一个重要而又特殊的类别,犯罪新闻除了必须追求和实现新闻节目的共同价值——及时满足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对各种信息的需要,还必须特别实现法的价值——守护正义。具体来说,就是犯罪新闻在报道中应该通过选材、报道视角和新闻文本等方面,科学阐释和宣传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并通过违法犯罪人员受惩戒的过程和结果展现,使倾向恶行的不义者中止恶行,远离恶行,弃恶从善,扶持社会正气,从而构筑起社会正义体系。

  正是出于对社会正义的追求,《》记者对熊振林基于个人偏狭心态和报复心理滥杀8人、无视他人生命权利的残忍行为进行了犀利的追问。当记者追问熊振林,“她对你那么好,你怎么把她杀了呢?”“如果你不想活了,没有人拦着,你对自己的生命怎么着?”、“看着你的雇工,一个一个地倒在你的手下了,当时的感觉怎么样?”、“你确认他们死亡的时候,你注意到被害人当时最后的表情?”以及“为什么不看呢?”时,我们感受到记者看似平和的语气中,所蕴含的对熊振林滥杀无辜、无视他人生命权利的强烈谴责。尽管犯罪嫌疑人一再强调因为感情失意、生意亏损,从而对生活产生绝望,但无论是从法律还是道德上,这些解释都不能成为其剥夺他人生命权利的理由。对于每个人来说,生活中难免遇到挫折坎坷,但我们更需要的是直面坎坷的勇气与豁达,而不是像熊振林这样采取极端行为,这样的结果,最终带给自己和别人的都是悲剧。最后,主播在结束语中以等待熊振林的最终“将是正义的审判”,彰显了法治社会所有违法犯罪行为都将受到严惩的法理,从反面确立正义观念,以此警醒所有人。

  《》对犯罪嫌疑人人生历程和犯罪心理的深度聚焦,以及对个人生命权利的尊重和维护,显然比其他过多聚焦浅层的现场画面、仅仅追求观众的感官刺激的报道要更具有思想内涵,也更加具有法治的意蕴和精神。这样的犯罪新闻报道及其对法治社会的正义价值追求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但是,这档节目也有令人遗憾的地方。节目虽然细致报道分析了犯罪嫌疑人的扭曲的心灵,但还只是停留在个人的心路分析层面,没有提出相应的对此类人群的心理救助机制,以及如何避免今后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本文以中央电视台《》“随州特大杀人案”报道为剖析案例,认为《》将现场聚焦与法理阐述完美结合,以感性与理性的辩证把握,通过对犯罪动因的深度剖析和对个体生命权利的维护,彰显出一个品牌栏目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对法治社会的正义价值追求。——编者

  2009年1月4日,湖北省随州市洛阳镇发生特大杀人案,8人在同一天遇害,其中包括一名两岁半的小孩。案件发生后全国震惊。警方迅速发出A级通缉令,悬赏10万元缉拿犯罪嫌疑人。1月11日,杀人凶手熊振林在武汉落网。1月19日,中央电视台《》对此案件进行了特别报道。

  聚焦是来自摄影技术的术语,简单来说,就是指摄影机焦点的落点,是整个拍摄画面着力要表现和突出的中心。与聚焦比较接近的概念是视角。视角的概念源于绘画透视学,即为描绘人物、展现人物精神特质而选取的人物与景物的对比度和调整光线明暗关系的最佳角度。在叙事理论中,叙事视角,就是叙事者从事叙事活动时所采取的方位或角度,正如托多罗夫所指出的,“构成故事环境的各种事实从来不是‘以它们自身’出现,而总是根据某种眼光、某个观察点呈现在我们面前的。”①因此,叙事视角更多地表现为“谁看”以及“在什么位置看”,是媒体的立场和态度的展现。

  对于电视媒体而言,新闻叙事聚焦现场已成为共识。前苏联美学家鲍列夫指出:“电视的一个重要审美特点是叙述‘此时此刻的事件’,直接播映采访现场,把观众带进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历史事件中,这一事件只有明天才能搬上银幕,后天才能成为文学、戏剧和绘画的主题。”②回顾过去,电视的辉煌成就大都源自于电视新闻的现场报道。如今,在媒介林立、媒体同质化竞争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各种媒介和栏目都在发掘自己的“相对优势领域”。面对网络信息的海量和时效、纸质媒体的深度和观点,越来越多的电视新闻节目都以“现场”来彰显着电视媒体独有的特性与优势。

  在以犯罪行为报道为主的法治电视节目中,现场更成为节目聚焦的中心。各种各样的现场已成为节目着力表现的内容。从记者的暗访到跟拍,从警方监控到公共场所的录像资料的充分运用,包括所谓惊心动魄的案发现场、令人期待的庭审宣判现场、戏剧性的警方调查和案情研究现场、扣人心弦的抓捕现场等在内的各种现场成了节目的主要内容。同时,为突出现场的吸引力,一些栏目还采用大量的特写、较快的推镜头、动荡的摇晃镜头、迅速的景别变化、刺眼的闪光切换、强烈的明暗对比以及对死者遗体、残缺的、带血的凶器、烧焦的汽车等血腥场面的种种展现等,来增强现场画面的冲击力。甚至一些栏目的记者编辑不惜违反新闻真实性原则,通过各种制作方式,对时过境迁已无从抓拍的现场,进行模拟再现,以使观众能够“触摸”到所谓新鲜热辣的“新闻现场”。其实,这样的对现场画面的追求,已进入了“为现场而现场”的误区。因为对刺激性现场画面的过度展现,不仅不利于观众对事件的冷静思考,还会引发观众消极情绪的情感体验,使人产生压抑、忧郁、恐惧、恶心等消极心理情绪。

  在《》“随州特大杀人案”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节目虽然也是以“直通现场”的方式来追求电视报道的优势,但回避了对血腥的案发现场的展现,没有着意表现警方对此案的侦破过程(因为这样一起只是个体行为而没有组织背景的案件,案情并不复杂。犯罪嫌疑人除了手段残忍,也没有什么反侦察意识,侦破工作并不曲折),而是将镜头对准犯罪嫌疑人,以记者与犯罪嫌疑人的面对面访谈现场、记者与当地相关当事人的采访现场为主,来为节目主题——探寻犯罪嫌疑人及其犯罪动因服务。这样的现场选择,虽然不如血腥的案发现场来得刺激,也难敌抓捕现场的惊心动魄,但在与犯罪嫌疑人面对面的访谈中,我们可以由此一步步深入犯罪嫌疑人的内心世界,寻求其犯罪的动因,从而完成对此案件的深度观照。比如,访谈中犯罪嫌疑人始终低着头,尽量避免与记者的眼光直接接触,其局促不安甚至近乎崩溃的神态、对记者提问的简短回答甚至有时候突然的沉默不语,传达出熊振林封闭、孤僻的性格以及偏执狭隘的心理,而这些信息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之前某些媒体将其塑造为“杀人魔王”的形象。

  一般来说,新闻报道的信息内容分作表层和深层两个层面。表层信息应该是可视、可感的事实信息,深层信息则是对事实本身的重要程度(显性、隐性)以及事实影响的深度、广度(显性、隐性)的解读,一般也称为深度报道。与报道“事”的浅层新闻信息不同,深度报道不把目光集中在孤立地、表面地报道新闻事件或者某种社会关系、社会问题上,而是要将其放在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下,反映它与其他事物的内在联系,说明它之所以出现的必然性、它的发展趋势、它的潜在意义以及它对其他事物可能产生的影响。电视新闻以最快的时效性、最强的现场感,原汁原味地展现新闻事件、人物,这是电视新闻最大的优势,但如果仅仅以此为追求,不仅不能传达立体多元的深层次的信息内容,也难以承担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使命。一般的电视新闻如此,犯罪新闻也不例外。

  所谓犯罪新闻报道,是指新闻媒介通过声音、文字、图像等手段,对公众关注的、刑事法律加以禁止且以刑事惩罚为威慑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及其相关现象的最新事实信息的传播。作为新闻节目的一个重要而又特殊的类别,犯罪新闻报道除了必须追求和实现新闻节目的新闻价值外,还必须特别实现犯罪新闻中法的价值,具体来说,法律的理性本质、法治的正义追求以及犯罪新闻巨大的社会教育效果,都要求新闻媒体对所报道的案件或事件进行鞭辟入里的分析。因此,犯罪新闻报道的目的不是简单的案件展示,而应该是对案件在法律原则下的分析和提炼,是对案件背后所隐藏着的法理辨析和社会正义的宣扬。这其中严格的法理论证,缜密的逻辑思维,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都是犯罪新闻报道中应有的理性的光芒。

  如前所述,在“随州特大杀人案”报道中,《》没有把焦点汇聚于案发现场,也没有像其他栏目那样着力展现警方对案件的侦破过程,而是把大量的节目时间给与了犯罪嫌疑人,着力探讨犯罪嫌疑人其人和事件背后的成因。节目以《扭曲的心灵——1·4特大杀人案嫌犯熊振林》为题,内容完全以记者对熊振林、相关人员的访谈以及犯罪心理学家的电话连线秒的节目时长中,来自于犯罪嫌疑人熊振林的访谈为10次,达到439秒,访谈时长达到节目总时长的31.54%,这在其他栏目中并不多见。在访谈过程中,记者以平等的姿态,通过平和而理性的追问,多方采访,使观众对犯罪嫌疑人自私偏狭的性格有了相对完整的认识。此外,针对此案及犯罪嫌疑人的特点,《》对犯罪心理学专家进行了长达240秒的访问,远远高于其他栏目对此案件寥寥数语的评点。访问中,专家对犯罪嫌疑人自幼形成的对女性(母亲)的一种情感上的依赖、自私任性的偏狭性格、因前妻不能生育的苦闷、离婚后女友不能兑现结婚承诺的巨大心理落差以及生意上的挫折等诸多问题所积累形成的扭曲的心路历程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从而从犯罪嫌疑人的缺陷性格、报复心理和难以自拔的绝望情绪等方面挖掘出这起特大杀人案件背后的动因。

  哲学中的价值是一个深奥、微妙却又非常重要的概念,“价值”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揭示了实践活动的动机和目的。价值指导我们在目标设定、选择达到目标的手段、估计风险和不需要的结果中做出决定。因此,价值不仅具有超越性和理想性,而且也具有抽象性和概括性。价值作为抽象的信念、理想、规范、标准、关系、倾向、爱好、选择等等,尽管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却时时、处处起作用,指导人的思想,支配人的行动。

  对于犯罪新闻来说,价值问题虽然比较形而上,但是价值目标的确定和价值诉求意识将会对犯罪新闻的实践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新闻节目的一个重要而又特殊的类别,犯罪新闻除了必须追求和实现新闻节目的共同价值——及时满足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对各种信息的需要,还必须特别实现法的价值——守护正义。具体来说,就是犯罪新闻在报道中应该通过选材、报道视角和新闻文本等方面,科学阐释和宣传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并通过违法犯罪人员受惩戒的过程和结果展现,使倾向恶行的不义者中止恶行,远离恶行,弃恶从善,扶持社会正气,从而构筑起社会正义体系。

  正是出于对社会正义的追求,《》记者对熊振林基于个人偏狭心态和报复心理滥杀8人、无视他人生命权利的残忍行为进行了犀利的追问。当记者追问熊振林,“她对你那么好,你怎么把她杀了呢?”“如果你不想活了,没有人拦着,你对自己的生命怎么着?”、“看着你的雇工,一个一个地倒在你的手下了,当时的感觉怎么样?”、“你确认他们死亡的时候,你注意到被害人当时最后的表情?”以及“为什么不看呢?”时,我们感受到记者看似平和的语气中,所蕴含的对熊振林滥杀无辜、无视他人生命权利的强烈谴责。尽管犯罪嫌疑人一再强调因为感情失意、生意亏损,从而对生活产生绝望,但无论是从法律还是道德上,这些解释都不能成为其剥夺他人生命权利的理由。对于每个人来说,生活中难免遇到挫折坎坷,但我们更需要的是直面坎坷的勇气与豁达,而不是像熊振林这样采取极端行为,这样的结果,最终带给自己和别人的都是悲剧。最后,主播在结束语中以等待熊振林的最终“将是正义的审判”,彰显了法治社会所有违法犯罪行为都将受到严惩的法理,从反面确立正义观念,以此警醒所有人。

  《》对犯罪嫌疑人人生历程和犯罪心理的深度聚焦,以及对个人生命权利的尊重和维护,显然比其他过多聚焦浅层的现场画面、仅仅追求观众的感官刺激的报道要更具有思想内涵,也更加具有法治的意蕴和精神。这样的犯罪新闻报道及其对法治社会的正义价值追求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但是,这档节目也有令人遗憾的地方。节目虽然细致报道分析了犯罪嫌疑人的扭曲的心灵,但还只是停留在个人的心路分析层面,没有提出相应的对此类人群的心理救助机制,以及如何避免今后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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