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祖贵:新形势下国际战略三大趋势

来源: 未知 作者:admin 编辑:admin 2020-06-02 20:38

  在当前新形势下,国际战略形势延续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诸多特点,并进一步深入发展,三大趋势突出。

  从国家群体分野的视角看,美欧日等发达国家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凸显,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实力增强,这两个大的国家群体之间的力量此消彼长,差距不断缩小。

  首先,在经济方面,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西方七国”(G7,美、加、日、英、法、德、意)从2007年到2012年底,国内生产总值(GDP)总和在世界GDP总量中所占的比例从54.82%下降为47.3%,外汇储备总和在世界外汇储备总量中所占的比例从22.92%下降为15.51%,出口贸易额总和在世界出口贸易总量中所占比例从41.16%下降为33.54%。相比之下,一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呈现比较快速的群体性的梯次崛起态势。其中,“金砖五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的整体实力提升明显。从2007年到2012年底,五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总和在世界GDP总量中所占比例从13.79%增长为20.52%,外汇储备总和在世界外汇储备总量中所占比例从34.03%增长为41.17%,出口贸易额总和在世界出口贸易总量中所占比例从13.96%增长为16.44%。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3年7月发布的预测,美国和欧元区2013年的经济增速预计分别为1.75%、-0.5%,2014年可能达到2.75%、1%;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2013年和2014年的经济增速仍可能达到5% 和5.5%。凭借不断累积的经济实力,“金砖五国”在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领域的影响力持续上升。在2012年3月于印度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上,五国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继续落实2010年的投票权改革方案,并在2014年全面重新审议投票权分配方案。2013年4月在南非举行的峰会发表了《德班宣言》和行动计划,决定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外汇储备库。尽管从2013年到2014年,金砖国家经济增长普遍放缓,但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土耳其构成的“薄荷四国”(MINTs)以及其他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依然保持较快速度的增长,这就使得发展中国家的梯次群体性崛起态势继续保持。

  其次,在方面,美欧等国主导和塑造国际事务的意愿和能力有所减弱,在全球和地区问题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有所下降,对新兴大国和地区重要国家的倚重明显增大。基于此,美国领导的北约国家加快从阿富汗撤军,在乌克兰问题上应对乏力,对俄罗斯的攻势采取守势;在中东事务特别是叙利亚和伊朗问题上施压手段有限,以寻求和外交谈判解决为主;在朝核问题上继续奉行“战略忍耐”;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核安全、气候变化应对、粮食危机处理等全球性问题上的着力有所下降。相比之下,新兴经济体在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金砖五国”峰会、二十国集团(G20)峰会、77国集团、不结盟运动等多种多边机制中积极开展合作,群体性崛起的合力以及经济实力增长转换而来的影响力继续增强,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中更趋活跃,线年提出的改革方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的股权结构和职能要进行调整,前者已经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增加到6%,后者把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投票权提高为3.13%,未来还将进一步展开改革。在发展模式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尤其是美英自由市场经济模式遭受质疑,经济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力量上升,社会生态加快演化,激进有所抬头、影响力增大,不同政党之间、不同种族和族群之间、不同阶层尤其是少数富人和大多数中低收入者之间、本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等多重矛盾有所激化,生态的复杂性和脆弱性上升,这些问题使得发达国家作为世界发展引领者的道义优势和感召力受损。相比之下,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发展模式在应对危机方面彰显优势,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积极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各种非西方道路和模式的发展潜力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从地区格局变动的视角看,亚洲及其关联的西太平洋和印度洋作为一个地缘板块的整体性崛起尤显突出,新态势持续展现,引发的动力和产生的效应不断变化和释放。这种整体性崛起是从综合性和全方位角度而言,既包括地缘战略角度的板块隆升,又强调、经济、军事实力和影响力的提升等方面,还强调是由多个国家的显著发展甚至不同程度的崛起所共同支撑。20世纪80年代,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快速发展和率先实现工业化;90年代亚洲“四小虎”(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的快速发展开始显现;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印度、俄罗斯、土耳其、哈萨克斯坦等国快速发展,这些国家不同批次前后延续的持续撑托使得亚洲的崛起态势变得越来越突出。这种凸显在经济和方面均有体现。在经济维度上,亚洲地区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进出口贸易、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等都呈现快速增长态势,2013年底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前十位国家有四个在亚洲(中国第二、日本第三、印度第八和俄罗斯第九),整个地区的经济规模占世界1/3。亚洲开发银行预测,亚洲经济占世界比重到2035年将升至44%,到2050年将进一步上升到52%。在维度上,泰国、菲律宾提供了亚洲国家采取西方制度之后的发展范例,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提供了儒家文化圈国家和地区工业化、化的例子,马来西亚、印尼和土耳其等提供了伊斯兰国家对现代化的发展路径探索,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则提供了前苏联成员国转型的经验和教训。

  作为亚洲整体性崛起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亚洲整体性崛起的重要效应之一,区域外的战略力量纷纷加大对亚洲的关注和力量投放。美国为了掌控从西太平洋和东亚延伸到印度洋和南亚的弧形地带,进而掌控整个亚洲和继续维护其全球领导地位,在中东(西亚和西南亚等)和亚太进行“再平衡”或“转轴”,一方面适度减少小布什时期因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而在中东过多投入的力量,但不离开该区域;另一方面增加对亚太的关注和投入,以确保美国在该区域的存在和主导地位不受严重削弱;特别是着力加强在中东与亚太的连接部位即中亚、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的力量部署,力图形成强有力的战略支撑。为此,美国奥巴马政府持续加大投入,推进“新丝绸之路倡议”,打造以阿富汗为核心,囊括中亚国家、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在内的贸易和能源合作机制,为2014年撤军之后继续保持足够的影响力进行相关部署;推进与菲律宾、越南、新加坡、印尼、澳大利亚等国的外交联系、经贸往来、安全合作,进一步激活与泰国的安全同盟关系,改善与缅甸、老挝等国的关系。受美国战略调整的刺激和推动,欧盟、澳大利亚等纷纷强化与亚洲国家的多方面关系。欧盟《2020年战略》强调重视与亚洲国家的关系,英、法、德等国均越发重视并不断推进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国家关系。澳大利亚更是越来越重视加强与亚洲的联系,扩展在亚洲的利益。吉拉德政府在2012年10月制定并发表了《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认为,亚洲成为世界经济龙头的进程势不可当,而且加快了步伐;澳大利亚要在2025年前变得更加繁荣、更有活力并分享新机遇,进而成为亚洲世纪的赢家,就要成为一个更了解亚洲、更具能力的国家;要有明确的计划,抓住即将涌现的经济机遇,应对将要出现的战略挑战。

  同样既是亚洲整体性崛起的重要内生支撑和内在驱动,又是亚洲整体性崛起效应的重要体现之一,板块内部不同层面和不同领域的联动持续加剧,包括:东南亚方向的东盟从加强自身一体化建设向牵引亚洲地区整合方向发展;上海合作组织作为亚洲中心地带最重要的多边合作机制的发展及其影响辐射,强化了东亚、中亚与南亚之间的联系;西亚的海湾合作委员会在应对中东大变局的过程中进一步扩员和扩大影响;美国提出并推进的“新丝绸之路”计划促进了南亚和中亚的联系;俄罗斯力推的欧亚经济联盟则增强了前苏联成员之间的合作。这些机制从五个不同方位,各有侧重和特点,在不断推动次区域合作的同时,促进了整个地区范围内部的联动,增强了整体性及其凸显。以经济内部联系为例,区内贸易从21世纪初的8000亿美元增长到如今的3万亿美元,贸易依存度超过50%;区内已经签署的自贸协定从2002年的70个快速增加到2013年初的250多个,成为全球自贸区建设最活跃的地区;大多数国家的入境游客80%以上来自亚洲内部。中国与亚洲国家之间的经贸联系更是日趋紧密,已经成为许多亚洲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和重要投资来源地,前十大贸易伙伴中1/2来自亚洲,对外投资约70%投向亚洲,截至2012年底,在亚洲国家开设了66所孔子学院和32所孔子课堂,互派留学生近50万人;同亚洲国家人员往来超过3000万人次,入境中国内地的亚洲国家人员达1500多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57%,外国人入境人数前十位的国家中有7个是亚洲国家。

  从主要战略力量之间的力量对比看,“一超”与“多强”之间的实力差距缩小,“多强”之间综合实力的均衡化趋势日益突出。

  首先,美国作为“一超”的综合实力依然突出,但对世界格局和国际体系演变的主导力与其世纪之交的顶峰时期相比进一步削弱,与其他大国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从2007年到2012年底,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总和在世界GDP总量中所占比例从25.02%下降为21.87%,外汇储备总和在世界外汇储备总量中所占比例从3.75%下降为1.28%,出口贸易额总和在世界出口贸易总量中所占比例从10.46%下降为9.73%,进口贸易额总和在世界出口贸易总量中所占比例从14.82%下降为12.35%,军费开支占世界总量的比例从41.7%下降为40.76%。加上国际体系的转型和国际事务日趋错综复杂,中东大变局和乌克兰问题等驾驭和处理难度增大,这使得美国独自掌控地区和国际局势的能力和意愿下降,加快调整政策。对内,在推进金融改革、对汽车等传统产业进行“再工业化”、实施医疗改革和移民管理改革、加强教育和科技创新、设法刺激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的同时,谋求在新能源、新网络等新技术和新产业方面的新优势,力图增强经济竞争力;对外,开启接触与合作时代,与47个国家开启服务贸易协定谈判,与欧盟进行全面的贸易与投资协定谈判(TTIP),加快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TPP),加强对国际贸易秩序演进的主导;积极调整和巩固与欧、日、韩、澳等传统盟友的关系,又推进与中、俄、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的关系,促进合作和减少竞争,注重发挥“巧实力”和利用多边机制以弥补综合实力的下降,使“多极世界”转变为“多伙伴世界”。当前,美国这种战略在乌克兰问题上遭遇俄罗斯强势出击的考验,双方客观上已经形成抗衡态势。

  其次,“多强”在彼此力量对比扁平化的形势下加快调整内外战略。欧盟力图转变为一个提供高就业、高生产率与社会凝聚力、智能化、可持续和包容性的经济体,进而重振科技和经济优势;在应对债务危机和银行危机的过程中强化共同的金融监管和救助体系建设,促进与货币一体化相适应的财政联盟、预算协调和银行联盟建设,穿越“转型时刻”迈向一体化建设的新阶段。对外,强化行动能力,注重向其周边的西亚、北非、西巴尔干和前苏联国家倾斜;制定真正的战略,把中国、巴西和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纳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中,以欧盟未来作为国际格局一极的地位。俄罗斯对内着力推进远东地区开发,对外把独立国家联合体和欧洲作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决欧盟和北约向乌克兰和格鲁吉亚一线的扩展,以促进其欧亚两部分的经济联动来突显其独特的地缘战略优势,推进欧亚经济同盟建设来强化对前苏联成员的掌控和巩固周边战略依托;注重借助“金砖五国”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来提升和保持国际影响力。日本战略焦虑和右倾保守化趋势日益凸显,对内以量化宽松和日元贬值以及税收改革等措施来促进经济发展,从武器装备、军费投入、人员和相关法律修改等多个方面大幅加强军备建设,积极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对外借助美国的支持不断突破二战后形成的战略束缚,积极扩展与澳大利亚、菲律宾、印度等国的合作,把中国作为首要对手展开战略竞争,力图重振国际地位和维持地区主导权。印度力求以推动科技创新加快经济增长,以航空航天开发和国防建设为抓手增强综合国力;对外,以强化对南亚和印度洋的主导权为基点,北上更多介入中亚、西向加强与中东国家能源经贸合作、东进加强与日本、澳大利亚等东亚和西太平洋国家的合作,积极推行大国平衡和强势周边外交,大国心态和相应外交路线持续凸显。此外,巴西、澳大利亚、印尼、土耳其、伊朗、南非等更多国家自主发展的意愿、能力和实力都在不同程度地持续走强。加上各种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国际传媒以及其他组织和团体等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凭借各自优势,利用信息化趋势深入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传播影响作用,对国际和地区事务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对大国的地位和作用造成制约冲击。

  在此进程中,中美分别作为新兴大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代表的引领地位和作用日显突出,两国关系变化既浓缩体现新兴大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两大板块关系的变化,更呈现出越来越多的新兴崛起国与霸权守成国之间关系的特点。两国在全球、地区和双边的互动,将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牵动着国际和地区格局的演变,以及新一国关系的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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